于是之病了，我独自到医院看望他。他瘦了许多，依旧是那张好人脸，反应却迥异从前。想起从程疯子到王掌柜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舞台形象，我心中黯然。在言语难以交流的情况下，我默默地献上我的祝福，祝福他健康长寿（真格的，我没有耶稣基督的心，并不时常祝福人，更不会祝福所有的人，大概是白居易的诗令我失落——“朝真暮伪何人辨？古往今来底事无！”）。
前几年，我在《光明日报·文荟》上发表过一篇《好人于是之大兄》的文章，不久后《文摘报》转载，易了个题名，叫《知遇》。我当时读后觉得这题目倒还准确，就是有点旧。今天想来，“知遇”二字原本鲜活，是很有现实意义的。
“知遇”的典故出自《北史》卷26《宋弁传》，意谓受到赏识、器重。无妨想想千里马与伯乐的关系，或者士与知己者、女与悦己者的关系。易水上的荆轲迎着西风，在高渐离的筑声中唱出了千秋的悲愤；漆身吞炭的豫让挥剑砍向赵襄子的锦袍，眼里分明冒着复仇之火；而柔情的虞姬边舞边唱，为西楚霸王献出了最后的艳若桃花的颈血。如果排除狭隘的、盲目的个人恩怨，知遇原是高尚的操行，知遇者表现出来的牺牲精神可以惊天地、泣鬼神，于人于世于家于国都是大有益的啊！
知遇难得，是因为知遇本来可遇不可求，天知道赞赏宋弁的北魏孝文帝元宏在哪里？善于相马的伯乐先生又在何方？但也可以有另一种说法，世上既有宋弁，就会有孝文帝存在，既有千里马，就会有伯乐走来。所谓风云际遇，尽管很难很难，却永远在千里马宋弁们前头静候，静候那个时或一现的机缘。
1933年，23岁的曹禺写出了《雷雨》，一介大学生，谁识万家宝？岂知巴金便在前头！巴金当时是《文学季刊》的编委，他从主编靳以芜杂的来稿中发现了《雷雨》，读罢激动不已，经他的手，《雷雨》在《文学季刊》1934年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。真如霹雳经天！一切是那么偶然，一切又是那么必然。回顾当年，恐怕连巴金自己也没有料到，他推出的是一部震撼着整个时代而且将继续震撼着未来的经典！无独有偶，1929年，25岁的丁玲的第一个短篇小说《梦珂》，由开明书店的编辑叶圣陶经手，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，尔后，丁玲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《在黑暗中》，又是叶圣陶建议她编成并交给开明书店出版的。谁说“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”？风雨流年，丁玲受到不公正的对待，还是这位大大的好人，虽说无奈，依然呵护着“出格”的天才，叶圣陶从未在发言或文章里批判过丁玲，哪怕是一句话、一行文字。
西方有感恩节，每年11月的第4个星期四，庆祝丰收，感谢上帝；中国人似乎比西方人更加懂得感恩，比如知遇之恩，喻之以山海，山万仞、海千寻，知遇者总是知恩图报的。就我所知，曹禺对巴金始终以师长事之，尽管巴金只比他大6岁，但曹禺总是诚恳地接受巴金的批评和教诲。我也听说，1979年丁玲平反后回到北京，马上去拜访叶圣陶，此后每年老人生日她必来送蛋糕祝寿。在此，感恩已经超越了个人小我，而升腾为一种境界，是真、是善、是美！
悠悠想起“文革”时期的奇谈怪论，大概是“四人帮”之流拿周总理的名字做文章，说“恩”字有封建意识。小道消息未曾见诸红头文件，却又确实在形形色色的大批判组中流传过。现在看来，“小道”自然是无稽之谈，不值一驳；环顾眼下，偏又生出几分悲怆——究竟有些人是不大讲“恩”的！在人类诸多美好的情感中，最不该被忘却而又往往最容易被忘却的，正是这个“恩”字，当然，包括知遇之恩！
我默默地走出于是之冷清的病房，耳边响起于夫人李曼宜大姐的话，“1988年，老于第一次住院，那时还在任上，哎呀，来人跟赶集似的……”我的心一时塞满了惆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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